职业倦怠是指个体在工作重压下产生的身心疲劳与耗竭的状态。美国社会心理学家Maslash等人把职业倦怠划分为3个维度，一是情感耗竭，表现为疲劳、烦躁、易怒和紧张；二是去个性化，指对服务对象表现疏远和冷漠；三是低成就感，指个体感觉无力胜任所从事的工作以及缺乏成功的体验。[1]职业倦怠最初只是职业同一性危机，但随着其程度的不断加深可能会扩展到教师的整个内在自我，降低自我效能感，严重和持续的职业倦怠甚至会影响人生发展甚至生命。
高校教师队伍肩负着培养国家后继人才的重要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校教师要努力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更好担起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职业倦怠会降低高校教师职业投入和产出效能，影响教师心理和人格健康，进而影响人才培养质量。
通过对国内248名高校教师进行的一项职业倦怠问卷调查，结果表明高校教师职业倦怠总体水平不高，情感耗竭和去个性化平均水平也不算高，但低自我价值感较严重，达到中度水平。调查还发现高校教师自尊水平普遍较高，职业压力值总体偏高。高自尊和高压力容易带来低自我价值感，进而导致职业倦怠的产生。本文旨在从教师内在价值感的目标定位与实现路径的矛盾和冲突探析职业倦怠的心理内因和解决之道。
一、内在价值感的目标定位：现实目标和精神目标的矛盾与冲突
个体内在价值感的目标定位，可以引导行为主体确定行为目标、产生行为动力、校正行为过程。[2] 个体内在价值感的目标定位分别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外在客观现实基础及其发展规律；二是个体内在的需要和情感体验。对高校教师而言，价值目标定位主要包含现实（经济）价值目标和精神价值目标，并且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当下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的生存压力和物质主义思潮带来的高校教师现实价值目标的放大与凸显。基于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对工作、职业、职业生涯3个概念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工作的目标是谋取营生与生计，是基于生理和安全需求层次的范畴；职业的目标是谋取社会地位，是基于归属和爱（社会认可）需求层次的范畴；职业生涯的目标是谋取一生的事业或志向，是基于尊重需求、自我实现和超越层次的范畴，而且三者之间呈现出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递进关系，后者以前者为基础，后者包含前者。对高校教师这一职业群体而言，工作层面的现实目标和需求也居于基础地位，是实现其他高层次目标和需求不可逾越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愈发激烈，个体首先需要面临生理和安全需求层次的现实压力，表现为谋取营生与生计必需的收入、住房、福利、医疗、养老、教育等经济层面压力，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贫富差距加大，这些差距同样也在高校教师群体中映射凸显。
高校教师有着生存层面的现实经济需求，加之他们对薪资福利和劳动回报的期许值较高，当发现自身与其他地区、其他行业从业者，甚至与高校内部不同岗位教师之间的各种差距时，容易放大教师对职业的经济需求和期许。同时在社会转型价值重构的过程中，中西方文化冲突，国内外物欲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思潮的冲击和泛滥，以及当下社会对成功的评价标准更加强化了这种现实需求。这些因素的叠加，构成了高校教师内在价值目标定位的现实性特征，并以现实需求为核心，呈现出不断放大和凸显的趋势。
第二，助人行业职业特征和传统知识分子“内圣”的价值追求决定了高校教师超现实、超道德的精神价值目标的延续与追求。美国心理学教授、著名职业指导专家约翰·霍兰德于1959年提出了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人业互择理论。该理论根据劳动者的心理素质和择业倾向，将劳动者划分为6种基本类型，相应的职业也划分为6种类型。高校教师属于典型的社会型职业，他们共同的心理特征是服务与助人，具体表现为：喜欢与人合作，热情关心他人的幸福，愿意帮助别人成长或解决困难，关心社会问题，渴望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寻求广泛的人际关系。
这种社会型职业特征决定了高校教师的职业价值感的目标绝非仅限于物质或经济的收入、福利待遇等现实经济层面，也会更加重视超越物质和超现实的精神层面的目标需求，包括服务社会与他人，履行社会义务和社会道德，追求公正、理解、平等、理想等次级需要（尊重、归属和爱）和彰显个性，实现自我，传播价值观，影响他人和社会发展等高级需要（自我实现）。具体表现为：教书育人得到学生的尊重、组织的奖励、同行的首肯以及看到学生快速成长、社会认可带来自我内心满足等等；科学研究获得高层次项目、发表高水平文章、著述被广泛引用、发现新的科学规律、提出原创性的科学理论等等；社会服务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解决技术和社会管理难题、受到地方群众认可和赞许等等。
高校教师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示范者、传播者，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育人者和践行者，其价值目标需求和定位也会超越物质层面，更集中于超越现实、高于道德伦理的精神层面。从马克思主义共性和个性的哲学角度来看，高校教师职业存在着劳动和助人行业普遍的共性，也存在着高校教师独有的个性差别。他们普遍以脑力劳动为主，以专业学科知识和思想作为劳动工具，相较于社会其他群体，学识水平更高、自我意识和文化责任感更强，精神层面有着更大的自我期许和要求，也表现得更加自尊自信，独立自强，勇于追求真理。
从以上分析可知，高校教师现实目标需求与精神目标需求彼此存在着客观的矛盾，体现为现实价值目标的不断放大与超现实、超道德的精神价值目标延续与追求之间的矛盾。在社会发展和教师职业压力冲击下，一旦两种价值目标不能实现平衡发展、协调满足，就会带来高校教师内在价值感的冲突。这种内在冲突情绪性更强、隐藏性更深、持久性更长，必然会引发高校教师的职业倦怠，表现出对职业认知、自我认同、社会责任、学术追求、主流价值，甚至生命意义的怀疑和动摇，从而出现身心疲劳与耗竭、情感淡漠，难以获得成就和价值感。
二、内在价值感的实现路径：入世路径和出世路径的矛盾与冲突
为了实现某一目标，怎样合理安排才能做到成本最小，效果最佳。这类问题在数学中称为统筹问题，在生活中可以称为最优化问题。高校教师通过职业行为实现内在价值目标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最优化问题，即对职业行为进行合理安排，以实现最大化的职业行为效率。高校教师通过职业行为过程，实现价值目标的关键在于行动路径的选择，首先要解决教师职业行为中一个关键要素即入世路径和出世路径的矛盾。高校教师群体因其文化背景、社会地位、知识水平、生活方式、心理特征和价值体系的特殊性，他们面临来自社会、学校和个体的压力，比如教书育人与学术科研评价的冲突、价值追求与职业晋升的冲突、职业发展与家庭责任的冲突、个性彰显与社会融合的冲突、自由理想与管理体制的冲突等等，这些冲突都体现出入世路径与出世路径的矛盾，给教师职业带来了消极影响。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本质体现出入世和出世路径的矛盾存在与调和。在哲学内涵中，入世表示一个人渴望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在高校教师职业中可以体现为追求更高的职称、学术地位和行政级别，获得社会尊重和认可，获取更高的经济收入和物质回报等。出世则表示一个人不再关心人类生活中大家都追求的功名、权位、财富等，希望超脱世人的生活，更多地追求心灵和精神的满足。表现在高校教师的职业行为可以是不为职称、职位和待遇所累而是更多地追求精神层面的富足，对文化内涵的深刻把握，对学识文化和学术水平的潜心投入以及对文化传承和教书育人本身的渴求和专注等。
从高校教师的个性特征和劳动本质来看，出世和入世其实是一对内在的根本矛盾，一方面，高校教师是社会知识文化和先进技术的学习者、研究者、实践者和传播者，他们对自己内在精神世界的要求比较高，追求学识的丰富、育人的成就、精神的满足，淡薄名利和物质。另一方面，高校教师又希望获得社会尊重、认可，劳动成果得到转化和体现，事业、家庭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体现价值的劳动报酬。
高校教师的价值目标实现路径，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不同的分类。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伯利纳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中“专家系统”研究和德赖弗斯职业专长发展五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教师成长与发展的五阶段理论，即新手教师、熟练新手教师、胜任型教师、业务精干型教师和专家型教师。[3]以职称为依据，中国高校教师可以按照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4个阶段实现职业发展和价值目标。同时，由于中国高校的特殊性，高校教师也可以通过行政管理（行政科员、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副校长、校长）或工程、实验、研究员、档案、图情等序列的职称和学术发展路径实现职业价值目标和人生价值目标。
中国哲学是一种入世哲学，强调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和人事，主要关心的是社会，而不关心宇宙；关心的是人际关系的日常功能，而不关心地狱或天堂；关心人的今生，而不关心来世。从与之相对的出世哲学的立场看，入世哲学过于实际，过于肤浅，只谈道德价值，对于超越道德的价值无从谈起。[4]29-33上述列举的美国和中国高校教师的价值目标实现路径应该可以归为此列，或者可以称之为入世的路径，可以帮助高校教师实现现实的、道德层面的价值目标。而高校教师在实现现实的、道德层面价值目标的基础上，如何实现超现实、超道德的价值目标，就成为了困惑他们的一大难题。
在冯友兰先生看来，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精神，不能把它称作完全是入世的，也不能把它称作完全是出世的。儒家“游方于内”，显得比道家入世；道家“游方于外”，显得比儒家出世。这两种思想看来相反，其实却是相辅相成，使中国人在入世和出世之间，得以较好地取得平衡。[4]57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可以看作是入世和出世的统一，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高校教师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滋养的文化代言人和传承创新主体，作为时代接班人的培养者，内心深处当然有取得平衡的集体意识和无意识，在职业目标和行为选择上表现为既希望入世，又希望出世，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从而做到现实目标、道德目标和超现实、超道德目标的一并实现，既追求理想的物质报酬、较高的社会尊重和教学成效、学术科研地位，也能给社会和他人带来积极影响，引领时代先进技术和思想，传播人文和人道精神等等。
二是中国哲学并非完全入世，也非完全出世，中国人一直努力实现二者的平衡、融合和协调。这告诉我们，入世哲学和出世哲学以及衍生到本文研究的高校教师内在价值目标实现的入世和出世两条路径，本质上是一对矛盾的客观存在，具有内在的矛盾性，并可能演化为激烈的冲突，也存在矛盾的调和性，可以在主体内在的精神层面和外在的行为层面实现统一，因此，克服职业倦怠感的重要路径之一是实现入世和出世这一对矛盾的协调和融合。而这一对矛盾，恰恰在现实中往往因为没有被意识化和外显化而难以实现融合和平衡。
第二，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引发入世路径和出世路径的冲突与演变。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社会文化思潮深入影响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在社会转型期和改革开放深化发展的今天，站在中西方文化冲突的视域下，考察入世和出世路径的矛盾如何存在、发展和演变，是全面厘清高校教师内在价值目标实现路径间矛盾冲突的重要思路。
希腊哲学追求确定性，西方哲学思想最根本的追求也是确定性、不变性，并衍生出科学的思维方式，也造就了西方寻找规律、揭示确定性、研究不变性的科学发展历程。[5]物理学是西方科学的典型代表，物理学的进化过程告诉我们，所有追求确定性的认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从离自己最近的现实出发寻求规律，然后逐步向更远的领域延伸。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极大丰富，人的全面发展论点也逐渐成为现代教育的共同追求。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追求确定性、规律性的道路可以看作入世的，且必须是入世的，在现实世界的实践中去寻求检验规律和真理。
西方的教师发展阶段论也是一种入世的体现，将高校教师的职业发展按照学术水平、社会能力和育人资历等用等级方式来划分，给高校教师的职业理想带来更多的确定感，但是对于高校教师内在的精神追求则不容易得到充分体现。比如在当下中国高校环境下，很难说所有教授的思想水平和文化素养就一定比副教授和讲师高，一些潜心为学生上好课而忽视了科研的教师往往在职称晋升上遭遇重重阻碍。入世路径在满足高校教师价值目标过程中存在明显局限。
与之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强调对永恒不变规律和本质的实在把握，儒家和道家主张变化是绝对的，一切都在流变之中，一个事物可以既是又不是；个体的人以相互关系的形式存在，每个人都是社会关系网格的节点，因此，对于人性、人生，中国人追求的是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具体情境中达到中庸、获得平衡或者作出在当下情境中最好的、最恰当的具体应对。
随着近代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主流价值观的影响，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影响逐渐扩大，并与原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多种场合产生或激烈或缓和的文化碰撞和冲突，也在冲突中逐渐融合演进出新的特点。这种变化既可以表现在国际政治秩序、国家治理模式、社会法治演进等层面，也可以表现在个体价值追求、思维模式、生存方式等层面。
当代高校教师作为在现代西方教育经验模式下成长的知识分子，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在他们身上也必将演化发展出一种新常态，表现为中国传统固有文化与外来西方文化之间不仅存在矛盾对立，也存在吸纳、融合和演变。在高校教师的职业价值目标实现和追求中，随着两对矛盾的叠加和相互演化，必将引发入世路径与出世路径的价值冲突和演变，并外在表现为职业倦怠的种种形态。现代高校的评估机制和发展体系对高校教师的出世有了更多的标准，比如职称水平与职业地位、薪酬福利的挂钩，专业领域与社会平台、发展机遇紧密相关等，学术和科研成效与绩效和晋升的挂钩等等；而在潜心育人、严谨治学、育才造士等方面，似乎又更多地看到出世的要求，国家对高校教师的定位是人类文化科学的传播者、实践者，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培养者等等，这些都更加体现教师精神层面的要求，因此，中西方文化冲突和融合在中国主流的价值体系下的变革和演化是解决现实目标和精神目标矛盾、入世和出世路径矛盾的重要过程。
三、内在价值感的提升：目标冲突与路径冲突的调和与平衡
影响高校教师职业倦怠感的个体内在价值感既存在价值目标定位中现实（经济、物质和道德）目标与超现实精神和自我实现目标的矛盾与冲突，也有社会转型期东西方文化冲突和融合背景下，出世和入世路径的矛盾与冲突。因此，要从教师内在价值感这一心理根源解决高校教师职业倦怠问题，必须从内在价值感的目标定位和实现路径两方面去实现协调和平衡。
第一，社会各界和高校管理层应更加重视如何更大化地实现高校教师的人才价值，全面挖掘教师角色功能，调和现实和精神目标的差异，平衡目标实现的入世和出世路径。改革教师发展机制、评价体系、管理体制，更好地融合现实目标和精神目标需求，调整高校教师教育教学、学术科研、社会服务效果评价体系，做到指标体系软（偏重于精神层面）硬（偏重于经济层面）兼备、短期与长期结合，形成现实目标与超现实精神和自我实现目标矛盾冲突的协调平衡的体制构建和职业价值导向，引导高校教师将外在的舆论导向和制度文化内化为自身的价值目标定位，并以此作为出世和入世路径的矛盾冲突调和与平衡的基础。帮助教师不仅能够实现包括经济报酬、职位、职称、学术地位、多重角色和关系的和谐发展，也能保持独特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视角和内在风骨，明道、信道、传道，获得独特和广泛的社会认同。
构建高校教师薪酬及福利待遇保障体系，不同层级高校教师间的级差适当缩小，引导教师不为薪酬、福利、吃穿住行等物质需求和职位、职称等需求所累，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提升学识文化、提高学术水平、发现科学规律、创新科学理论、发明原创技术、专注文化传承、享受教书育人等精神层面的富足。
第二，高校教师自身也应树立全局观、政治观和时代观，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提升内在价值感。当前我国正处在建设人才强国的发展关键期，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更加迫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等教育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高校教师更要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在入世和出世路径的矛盾冲突和演化中，应认清东西方文化哲学冲突的必然性，寻求哲学和文化自身的协调和融合，并且探析出世和入世本身蕴含的哲学文化的对立性和统一性。在入世中保有出世的独立思想和精神格局，在出世中保持与社会主流发展方向和要求高度的一致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期，明确高校教师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寻求从价值目标到实现路径的有效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