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学术流派和学术话语还涉及学术团体的群体认同，这使问题更加复杂化。说到学术团体的群体认同，就牵带出围绕利益产生的很多矛盾来。“争利”，即围绕学术利益开展的争夺，成为中国学术发展中的一个难言之隐。中国学界通常的争辩背后是利益冲突，在功利主义甚嚣尘上之时更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就是，大家围绕很多利益，包括内部和外部在研究资源、项目经费、研究材料、学术地位和位置等利益，争先恐后，都在往前挤，学术道德和研究规范则被排挤到次要的位置。譬如，不去汲取和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甚至在研究现状讨论时，对于其他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或视而不见或竭力贬低，却在正文中剽窃和抄袭这些成果；利用各种权力打压竞争对手，在学术课题面前不是说谁有积累、谁有条件来做更合适，而是谁占着位子、谁手中有权力谁就获得这些课题。这种现象最终影响了学术队伍的整合和团结。
随着场景的差异，甚至同一个学者对于同一个学术问题，也会提出前后矛盾的观点，发生学术共同体认同的转变。国外很多学者之间虽然也有矛盾，甚至在一个学术团体内部往往也是矛盾重重。比如，有人批评说，人类学原本是倡导文化多样性的，但在人类学家内部，却往往会有很多争论。不过，在那些学术机制比较健全的地方，多数情况下大家还是在争学术，太明显的利益冲突是拿不上台面的。
中国学术界早年的矛盾也往往是和学术背景的不同、学术观点的差异相关联的。但最近些年，这种矛盾却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有限好处的想象”了。这一概念是乔治·福斯特（George Foster）在讨论乡民社会时提出的。他指出，在乡民社会中，人们会认为他们生活的世界中的“好处”是固定的、有限的、已经被分配好了的，所有关系的安排都是通过一种交叉的二分关系网络实现的，而不是通过连锁的或者非连锁的合作群体达成的。由于表现在不同层面上的学术资源的有限性，或者说是人们围绕学术资源的“有限好处的想象”，在面对学术问题时，有少数人也采用了乡民社会习惯的做法，表面客气，背后下绊儿，生怕那些有限的好处被别人夺走了。缺乏学术的共享，缺乏更远大的学术目标的追求，没有更多的人携手努力去实现学术振兴，建立学派、建构话语就成为一句空话。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学术交流的增加，在中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超越机构和学术团体，建立起一种新的学术认同。
很多人类学圈的学者在不同机构工作，但是大家相互之间的认同反而可能比在机构内部还好一些。这样才可能产生人类学界的一些学术成就。不过，至今在中国人类学与社会学、民族学学科的关系梳理上依然众说纷纭，围绕学科划分的一系列举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在有限好处的想象中争吵，以及最终拥有决定权的人们各自为政的结果。人类学学科建设在这样的撕扯中往往被忽视。
学术流派的形成，得有理论范式、方法论范式，得能够在学术界中推广并得到大家的首肯。要追求的是带给更多的人以一种研究范式，而不是去谈论一个小团体的个别研究特点，更不可能是强制别人去接受你的观点。一个学派、一种研究范式唯有在运用中得到学界的拥趸，才可能在学术圈、在整体学科意义上，成为学派、成为研究方式，而不是靠自诩、自夸就能够成事的。如果再把学术话语放到讨论中，可能最初只是零碎的学术话语，经过不断努力才能构成话语体系。有了话语体系、研究范式，也就是理论框架和方法论范式，才可以谈到学术流派意义上的学派，学派的建设任务才可以去构想、可以去筹划、可以去实践。但同时还要看是不是能够持之以恒地做，是不是有人想做，是不是别人能接受。学派不是一个人的事，一个人怎么也成不了一派。比如说，你自己折腾半天，连学生都不跟你干，这学派永远弄不出来。建设中国学派需要我们做很多更具体的工作。
在此需要特别警惕的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点民族主义的情愫在里面，是不是我们太过期待能够有一种创制？当然，就中国目前的一些学术实践来看，说民族主义可能还是抬得太高了；也许当我们说一个学派的时候，只是为了把自己群体的领导人或者整个群体推上去，那个时候学派就变成了利益，变成了利益的表达。
要在学术研究上有贡献，才能谈学派。如果我们把学派变成和利益分割有关的事，那么学派对学术研究一点意义都没有。比如，人类学里面有很多人自诩为人类学某某学科带头人，更愿意新创造一些“分支学科”或者“交叉学科”的牌子。在国际学术界，加上应用人类学，通常说人类学中包含生物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总共五个分支；而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法人类学、工商人类学、艺术人类学、舞蹈人类学、音乐人类学、体育人类学、戏剧人类学等，其实在多数国际学术范畴里只是一个研究领域，不是国内通常说的学科。有些人一说学科好像有范儿了，对于某某学科的创立做了什么贡献。目前这个倾向有点太过。不知道社会学里面是不是也有这个倾向问题，是不是也是闹这个社会学、那个社会学。我认为，可能有一部分人把学科太当作一种获取利益的工具了。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对于谈论学派和学术话语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这是一个远大的目标，无论话语体系还是学派都是如此。我们可以去做，可以去努力，但是还要走很多的路，而且我们还不知道在学派建设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应当且走且看。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还是要靠扎扎实实的田野民族志工作的原创性研究，逐渐积累，增强理论和方法论方面创造性的思考；把更多的人团结起来，抛弃门户之见，在基本学术概念上达成共识，向着共同的学术目标去努力。对于我个人来说，本分即为怎么样教好学生，怎么样在自己承担的项目研究中做好田野民族志和相应的学术理论问题探索。扎扎实实做一些事情，在这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谈学派、谈学术话语。
作者：王建民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来源：原标题为《中国学派及话语构建中的利益纠葛》，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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